“谁的万科”拷问企业家精神能否与契约精神融合

情怀很远，喧嚣很近。万科之争，随处可闻。

去年以来的万科控股权之争，离不开的话题人物是王石，这个传奇式人物的“情怀”和丰富的个人经历过去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王石之于万科确实有不一样的特殊性，如果没有王石作为管理团队中的核心人物，那么这些年来万科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石是万科的灵魂人物之一。不可否认，王石团队打理的万科受到了市场的肯定，这一点已经用市场业绩做了最好的证明。这一次万科之争，王石去留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之一，走了王石，万科还是万科吗？

企业背后的灵魂人物

这是谁的万科？在这一事件中，王石的去留成了人们的关注点，也有人期待剧情能反转。6月底开始，网上已经开始讨论王石离开万科的可能性，有一家网站甚至开始调查“王石离开万科是利好还是利空”的话题。

公司的个性，有时真的是和管理层的个性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人与一个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常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像王石这样的兼具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特殊人物，他与万科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名词，也是其他企业紧紧盯着的对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数众多的浙商都对王石非常崇拜，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着王石的管理方式，甚至模仿他的“家国情怀”。

浙江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打拼出来的，“创一代”的企业都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核心人物，他们也是整个企业的灵魂所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没有李书福的吉利控股、没有南存辉的正泰集团，这些成功浙商身上本身有着特殊的魅力——他们都曾有筚路蓝缕、山重水复的艰苦创业史，他们百折不饶通向成功的故事总是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对不少浙企来说，和老浙商想法不同的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子女不愿意接班。究其原因，或者是对现有产业没兴趣，或者是不愿意做实体经济，或者是无法驾驭企业全局……原因不一而足，但是其中不乏“二代”缺乏父辈企业家的“灵魂”作用，无法成为企业发展中的下一个“灵魂人物”，而父辈们也对自己创下的基业因无人接班而感到困惑不已。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每一个企业如果失去了灵魂人物将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宝能系”频频举牌万科，应该就是因为看好万科是一家优质企业，“宝能系”不过是希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国际通行玩法，从万科这样的优质资产收购中获取最大收益。一个企业的精气神能否得到很好地传承，核心人物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排除“宝能系”真的可以入主万科，成为实际控制万科的母公司，那么王石管理团队几十年来打造的企业品牌和精神情怀还能否延续？在事态演进中，这种假设没有确定的答案。

资本追逐经营稳定、成长性强的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逐步走强成熟的表现之一。但产业资本强势介入上市公司，可能出现资本与产业之间的矛盾，存在战略整合及经营失败风险，引发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逐利而来的“宝能系”也深知其中利害，估计不会真的要全部赶走管理层，否则万科的企业精神将会出现断层断档，留下的摊子仍然需要“宝能系”自己来收拾。

如果离开了王石，万科还是原来的万科吗？这个问题也留给了所有浙商，对“创一代”而言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哪怕最坏的打算也是股权出售，但企业家精神还能不能留下，就只能等待时间的检验了。

企业家的情怀与契约

有人认为，“万宝之争”中王石的因素不可不谈。本来是一次单纯的商业事件，也许是因为王石的个人魅力为这次事件添附了很多情感和道德的因素。

在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企业家，似乎都愿意成为有情怀的道德高人。从被奉为商人始祖的春秋时期陶朱公范蠡开始，俱是以儒雅为荣，儒商形象和儒商意识可谓根深蒂固。从陶朱公到胡雪岩，这些曾长期在浙江活动的商人先祖们，都是以这样一种形象示人。而从晋商到徽商，几乎都是如此，王石如此，而浙商心目中的成功形象亦如是，但中西方不同商业文明孕育过程中，契约精神的养成也是不一样的。

四百多年前欧洲就已经开始流行重商主义思想，而彼时的中国依然奉行农耕文明。伴随欧洲大国崛起海外贸易可以通过皇家特许经营的方式进行，但是欧洲本土贸易则越来越有规矩可循，越来越有契约意识。1673年，法国颁布《陆上商事条例》，确认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成为全球公司立法之始，这与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推行的重商主义密不可分。彼时的中国，是康熙十二年，当年朝廷决定裁撤“三藩”，无暇顾及江南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也没有为他们确认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这个时期的江浙商人已经有了信用雏形，契约之于他们来说只是少了一把推力。

直到200多年后的20世纪初，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才颁布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律制度——《钦定大清商律》，具体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呈报方法、经营管理方式以及股东权利等内容，道德与法理才有了分野，情怀与契约才有了有机结合的机遇。单就公司制度与契约而言，中国比欧洲晚了整整200多年，道德支撑的中国式商业因为缺乏法治的保障显得有些单薄脆弱。

契约靠诚信，离不开法治的保障，也离不开监管层适度有效的监管。监管层在这次事件中显得非常成熟，不为各方的呐喊所动，始终保持中立克制，但又不断提醒各方必须在法律和规则范围内开展活动。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7月1日表示，万科事件各方应着眼长远，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放在首位。这些努力方向，何尝不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情怀和责任？

且不论道德与情怀，至少我们看到“宝能系”也在公告中公开承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钜盛华”在公告中表示已向万科出具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在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将保证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浙商是“义利并举”的实用主义者，会兼顾到各方利益，在守法、诚信、利益和公义之间寻找平衡点。像王石与姚振华这样扳手腕扳了一年仍迟迟未有结果的情况或许不会发生在浙商身上，这一年企业对广大的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契约责任又去哪儿了呢？

“契约精神”是检验现代社会市场发育水平和法治发达程度的试金石。法律界人士也一直提醒，作为一个商业动作，“万宝之争”事件的各方出于各自利益来争夺公司控股权无可厚非，但一定是要在制度、规则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按照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来解决这一事件。契约面前，情怀只能居于次席。

接受契约精神的洗礼

契约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题中之义，没有契约精神成就不了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为经济社会提供了更多道德情怀，也让契约为主的商业社会多了丰满的血肉。两者的融合还是理性的、完美的。

王石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曾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自己的体会。在文章中，王石表示：“现代企业制度是借鉴西方来的，东方文明本身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现代企业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法律制度为前提，恰好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和亚洲文明比较缺失的。对于中国企业家的现状和中国企业家的弱点，我觉得和西方企业精神、西方企业家来对比，中国最缺少的是契约精神。”他认为，中国企业讲诚信，但缺少契约精神。

晋商也好、徽商也好，都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也出过非常知名的人物。谈到胡雪岩，谈到晋商的票号，你会发现都和现代金融和银行业非常接近。他们就是那种血缘地缘、师傅徒弟的一种信任关系，而不是契约。浙商的早期代表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都曾叱咤一时，但也难逃出这种旧式诚信的窠臼，今天的浙商必须面对的是全球通用的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

“西方契约精神是一种法律框架下可以追诉、处罚的一种信任，而中国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这样一个关系上，它没有法律框架更不是宗法制度上的。现在全球化，我们中国现在的企业怎么做？看能不能把西方的契约精神贯彻到企业的始终。”王石说。

无论“万宝之争”的结果如何，王石管理团队带领下的万科已经翻过了旧的一页，无论王石团队是否留在万科，一个新的万科时代即将到来。也许会少一些情怀，但在周遭喧嚣中坚守契约的会越来越多。

正如王石在自己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所看到的是全球化时代必将越来越重视的契约精神；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互联网+”时代，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与平等、诚信、守约的契约精神是如此不谋而合，这个时代的创业者注定是契约精神的践行者，这也是留给浙商的新机遇。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浙商已经认识到制度框架是契约的底线和范围，离开了这些浙商是不可能走遍全世界的。但浙商有时又被指责为缺乏契约精神——卖股份就没了契约精神、股权争议就没了契约精神、网络平台出现假货就没了契约精神……动辄以“契约精神”扣帽子的事在浙商身上没少发生过，不可否认个别浙商存在契约精神方面的缺失，但绝大部分浙商在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经商办事还是恪守了契约精神。也有浙商抱怨说，自己的情怀和契约精神没有被很好的理解和认同，“万宝之争”告诉大家在公共事件中这种情怀和契约精神往往会被放大，而浙商认为更重要的情怀和契约精神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在履行的每一个合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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